由帖子四可见，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，责任划分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，相信也是诸位最感兴趣的问题，但很遗憾，对这个问题，司法界和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，简单说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与刑法、刑诉的基本理论是相冲突的。

现在公检法一般的做法是根据交警制作的《事故责任认定书》载明的责任来确定，但这种做法从理论上看存在很大的问题：其一，严格来讲，《事故责任认定书》不是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七种证据种类范围内，它不是书证（书证是案件发展过程中自然留下的），也不是鉴定结论（交警不具有鉴定资格）；其二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，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理。试举例说明。

A驾驶没有年检但性能完好的机动车，在没有违反任何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前提下，由于行人B等3人自身的过错导致将其3人全部撞死。按照相关交通法规，A不应当驾驶没有年检的车辆，因此认定A、B等3人负有同等责任。由此，A构成了交通肇事罪。但刑法基本理论是只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，A虽然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，但这种行为与最终的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（车辆性能没有任何问题），本案中的死亡结果完全是因为被害人的行为导致的。

再如，C正常驾驶，行人D突然横穿马路。C用尽浑身解数也未能避免撞及D。C下车查看发现D被当场撞死后驾车逃逸。由于C的逃逸导致难以认定事故责任，根据相关交通管理法规，推定C负有全部责任。C构成了交通肇事罪。但显而易见，本案完全是由于被害人的行为导致的，C有违规行为，即逃逸，但这是在危害结果发生后的行为，它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，如果以这种理由来追究刑事责任，显然是倒因为果。

当然，在逃逸的情况下，完全坚持理论界的做法会导致一个局面：鼓励大家逃逸，这显然是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，所以，现在折中的观点是在逃逸的情况下，尽量查明当时事故是如何造成的（寻找监控录像、证人证言等证据），只有当实在无法查明的情况下，才推定逃逸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，其实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就是这样规定的，只不过交警在处理具体案件时，基本上不再去寻找证据来判断事故是如何发生的。

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》第92条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，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。但是，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，可以减轻责任。

当事人故意破坏、伪造现场、毁灭证据的，承担全部责任。

我讲一个发生在上海的真实案件。

某司法工作人员晚上甲驾车转弯后，已进入车道正常行驶，一摩托车与其追尾，摩托车驾驶员当场死亡，乘客重伤，甲未停车继续行驶，旁边出租车司机追赶，但甲一直在闯红灯，出租车司机记下车牌后报警。警察根据车牌号到甲所住小区，看到事故车，给甲电话，让其配合调查。甲电话中说现在不方便，警察未采取进一步措施（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甲酒后驾驶，但没有证据证明。在上海，公职人员酒后驾驶，只要查实，无论因公因私，无论公车私车，一律双开。实践中一般操作模式是给几个月的找工作时间，时间一到，立马走人）。

第二天，甲带其朋友乙到交警自首，言昨晚开车人是乙而非甲，现来自首。并积极赔偿，被害人很满意，但事后案发，警方发现真实驾驶人为甲。事后查明，摩托车驾驶员无证酒后驾驶，摩托车无牌无证。

最终法院认定甲构成交通肇事罪，并构成逃逸（后面会讨论），同时认定了自首，判处甲有期徒刑4年。显而易见，法院的做法从刑法理论上存在问题，因为甲在当时并无任何违章，其逃逸行为是在危害后果发生后的行为，与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，被害人的死亡完全是因为被害人的行为导致的，当时甲及其辩护律师就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辩护的（我一认识的律师曾言，只要是交通肇事案件，不看案卷，一律无罪辩护，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因为现阶段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所有交通肇事案件中的必备证据，但这种辩护思路被采纳的几率基本为零），但司法实践中就是认定交警制作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的，不知道其他地方是如何操作的，如果有了解的，可以告诉我一下。

所以，归根结底，作为驾驶员，不要违章，尤其是酒后驾驶这种严厉打击的违章行为，另外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千万不要逃逸，因为基本是逃不掉的（我曾听到有人说，在上海，只要警察想搞，对街面犯罪，完全可以通过调取行为人的行进轨迹的监控录像，如乘坐哪部电梯下楼，从小区哪个出口出去，从哪个地铁站的几号口的几号闸机进站、出站等，完全能够还原行为人的行进轨迹，被告人即使一言不发，将剪辑的录像在法庭上放一下，基本会说服法官认定其犯罪的），否则，即使是无责任的，也会变成全责了。

简单概括一下，在发生重大事故后，对交警事故责任认定，绝对不要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，如保险、怕麻烦等而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上签字，签字前要搞清自己违反了什么规定，对方违反了什么规定，咨询一下相关人士，否则，一旦认定主要以上的责任，被害人之后一旦死亡，就麻烦大了。轻微碰擦，出于时间等因素的考虑，可以考虑放弃一些权利。